《我們與惡的距離 II》掀孩童患ADHD討論！藥物建議６歲後再用

台劇《我們與惡的距離 II》播出，引起不少社會議題的討論，劇中胡冠駿這個角色自幼被診斷為「注意力不足過動症」（ADHD），他在家庭誤解與社會忽視下，逐漸走向人際疏離與反社會傾向。我們不禁思考，在現實生活中，是否也曾錯過時機接住那些「看起來只是比較吵、比較不聽話」的孩子？

根據衛福部心理健康司數據顯示，台灣學齡期兒童與青少年 ADHD 盛行率高達 9.02%，但獲得正式診斷者僅佔 1.62%，接受完整治療者更不到 1%。衛福部研究也顯示 ADHD 兒童在物質使用、焦慮、憂鬱、學習障礙、事故傷害發生、死亡率、行為規範障礙 7 種狀況發生的風險會增加，同時 ADHD 的治療改善率達 80%，這樣的研究提醒我們，早期發現、早期治療是守護孩子未來的關鍵。

ADHD 早期介入治療成效佳 學障、情障與行為偏差需分項處理

恩主公醫院精神科主任蔡芳茹表示，雖然 ADHD 的黃金治療期常被劃在 6 歲或 12 歲以前，但臨床經驗顯示，「任何時候只要開始治療，都還來得及改善。」她指出，年齡越小，腦部可塑性越高，治療成效越顯著；但即便是青少年或成人，只要透過藥物，合併行為治療及心理諮商輔導，仍能因治療而減少 ADHD 的核心症狀、改善患者職業、社會及生活功能。蔡芳茹指出 ADHD 常伴隨以下三大障礙，必須分別處理：

•學習障礙（學障）：如書寫困難、閱讀障礙、數理理解障礙等，可申請學校補救教學或資源教育協助，提升患者的基礎學習能力，以增進他們的學業成就表現。

•情緒障礙（情障）：ADHD 患者因長期壓力或人際互動被誤解，因而產生焦慮、退縮、自我否定，有些 ADHD 患者後來罹患焦慮或憂鬱症狀，需和心理師或學校輔導老師進行諮商輔導，建立自信與加強人際連結，辨認處理患者的情緒問題，以減少後來產生焦慮疾患或憂鬱疾患的風險。

•品行障礙：若出現攻擊行為、逃學逃家、違反校規班規、說謊、偷竊等行為問題，建議搭配法治教育與行為治療，讓患者了解社會及學校規範，避免患者未來成為觸犯法律的司法罪犯。

「我們不是只看孩子有沒有過動，而是要看背後的原因、功能受損程度與合併症狀。」蔡芳茹強調，醫療與教育系統及家庭應共同合作，量身設計處置方案，才不會遺漏孩子真正的需要。

家庭支持不同調？醫師引導家長回到孩子的需要

劇中胡冠駿的遭遇也反映真實家庭中「支持不一致」的困境。蔡芳茹表示，當父母對 ADHD 認知、治療態度與未來期望不同時，常會產生對立或互相責怪，對孩子造成巨大壓力。

醫師通常會從願意配合的家庭成員開始，並逐步拉近全家對孩子狀況的共識。透過建立共識、提供衛教資訊、鼓勵參加家長支持團體等方式，協助家庭理解 ADHD 是一種大腦功能失調，需要醫療與教育資源共同介入，也需要家庭成員共同支持鼓勵。

如何判斷調皮與過動？比較對象是關鍵

許多家長與老師常困惑孩子是否只是比較好動？蔡芳茹提醒，診斷 ADHD 須從「同年齡、同性別」的孩子做比較，並觀察是否長期在多個情境中都出現問題。

她說明，不能拿小學三年級的哥哥和幼稚園的弟弟比，也不能用標準女生的行為來評斷男生是否太吵。蔡芳茹建議家長可透過 SNAP-IV 篩檢問卷進行初步篩檢，若出現注意力不集中、衝動控制困難、課業退步或人際衝突，應及早就醫進行診治。

藥物不是萬靈丹　但為重要治療輔助

《我們與惡的距離 II》劇中胡冠駿的奶奶，如同不少家長一樣對 ADHD 藥物有顧慮，擔心成癮或影響發展。蔡芳茹說明，目前台灣常用藥物多為中樞神經刺激劑，已累積數十年臨床使用經驗，常見副作用如食慾減退、失眠，大多可透過劑量調整或服藥時機改善。

蔡芳茹強調，一項重要原則：「ADHD 藥物通常６歲以上才會開始考慮使用藥物。」年齡太小的兒童，如幼兒園階段，通常會先以行為介入與親職訓練為主；而學齡兒童開始上學後，若症狀嚴重影響學習與社交，就會評估是否需藥物協助穩定注意力與自我控制。

她同時指出，藥物只是工具，更重要的是根據孩子的年齡與發展設定目標，並結合行為療法、心理輔導、家庭合作，才能真正改善他們的生活品質。

不同年齡分別有適合的治療方式

從 113 年 7 月開始，衛福部國健署推動「未滿 7 歲兒童新增 6 次發展篩檢服務」，截至 114 年 3 月底，已完成超過 27 萬人次篩檢，其中有 6.2% 的兒童因疑似發展遲緩被轉介至各地兒童發展聯合評估中心。

接受轉介的兒童，通常會接受完整的發展性功能檢查，包括：注意力與行為評估、語言發展檢測、粗細動作功能測試及社交情緒互動觀察。

若於「注意力與行為」量表中符合《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第 5 版》（DSM-5）ADHD 診斷準則，或在臨床觀察下有顯著功能缺損，將被診斷為 ADHD 並納入後續療育計畫。

文/劉一璇、圖/楊紹楚

諮詢醫師：恩主公醫院精神科主任蔡芳茹